新聞報導提及「肢解案」、「燒屍案」、「屍變」等話題，你有何感受?

今天我們稱為「驗屍」的工作，原來早在秦朝就有這職業，秦律規定，死因不明的案件原則上都要進行屍體檢驗，司法官如果違法不進行檢驗，將受到處罰。現代社會的「驗屍」是指「法醫人類學」――是人類學的一種應用。除了基礎的法醫知識外，認識當地的文化、考古學知識都有助屍骨「發聲」和追尋真正的兇手。

中國人有一句話是「虎毒不吃兒」，子女是父母的「至愛」，但你有想像過是怎樣的父母會把去世的嬰兒屍體放入焗爐嗎?

波蘭是一個傳統信奉天主教的國家，墳場一般只會接受已受洗的屍體下葬，但胎死腹中或出生後夭折的嬰兒來不及受洗，神父也不會為去世的嬰兒屍體進行洗禮，所以有些父母會將嬰兒放入烤箱裡「焗熱」，直至屍體焗到極溫暖，甚至燙手的程度，然後迅速將其帶到神父面前，同時，父母會在嬰兒的口鼻上放一條羽毛――因少許的風都能吹動羽毛，因此可以製造嬰兒在呼吸的效果，希望神父為小孩洗禮。

嬰兒死後仍被焗至溫暖，這是一個怎樣的景象? 又是一種怎樣的「愛」呢? 對當時波蘭人來說比起去世的子女被驅逐到墳場外，這也是一個勉為其難的方法了。有時候，我們做點甚麼，正如作者所說「不論所做的有沒有實際作用，有行動總比沒有的好。」作為心理安慰也是好的。

作者李衍蒨是土生土長香港人，從事法醫行業多年，不單找出了不少無名屍體的死因，也從中認識了各地的風俗文化、哲學、歷史等等，以上「父母『焗屍』」便是作者在工作中發現的一件歷史事件。書中還有很多故事直接反映了人性的溫暖、期盼、醜陋與黑暗。

本書是「2019年第31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最受中學生歡迎十本好書」之一，誠意推薦大家閱讀，它不但增加我們對法醫的認識，也能讓我們認識各地的風俗文化背後反映的價值。

三浦紫苑是我近年很喜歡的作家。她每每只用最流暢自如的語言勾勒畫面、塑造人物和交代情節，卻能夠叫人讀得絲絲入扣。她寫的《編舟記》、《多田便利屋》、《强風吹拂》等作品皆十分精彩，而今天我要推介的，是《哪啊哪啊神去村》。

本故事的敍事者是十八歲的高中畢業生平野勇氣。居於東京橫濱的勇氣，學業成績平平，在成人眼中一無是處，畢業後本來只想做個普通的「打工仔」，但他的母親及老師卻將他「硬送」到距橫濱500公里以外、沒有網絡覆蓋的「神去村」當「山林從業員」，即是伐木工人。在神去村，村民的口頭禪是「哪啊哪啊」，這是作者虛構的「神去方言」，大概意思是「慢慢來嘛」，也體現了神去村村民緩慢的生活步伐。

在城市長大的勇氣，到神去村後被安排居住在伐木工人與喜的家。一開始他不適應得想逃跑（可是交通不便，實在無路可走），到後來經過與村民的相處，漸漸投入神去村的生活，了解村民的價值觀，甚至成了他們的一份子。當然，村內的單戀對象也給勇氣留下來的力量吧！

本書沒有曲折離奇的情節，但當你愈讀下去，書內的人物以至神去村的環境，竟一一在腦海中浮現。書中人物攀高樹、斬巨木、登神去山、參加祭典……我一路讀，竟一瞬間成了神去村的居民一樣，跟他們同呼同吸，聽到風吹鳥鳴，空氣也變得清新。

在神去村，很多村民以林業為生。在他們眼中，一百年是一個周期，人類也不是駕馭世界的物種。你能想像一百年是一個怎樣的「概念」嗎？我們生於都市，事事講速度，求效率，對「即食文化」趨之若鶩，很多人甚至以自我為中心，自詡為萬物之靈。這樣的我們，眼光能有多遠大？心境能有多平靜？在不斷競爭、追逐的世界裡，我們真的可以逍遙自在地過我們的人生嗎？

勇氣本來只是一個懵懵懂懂，被人認為「無價值」的青年，如果沒有到神去村，他或許只是一個在街上混的青年。我羨慕勇氣能有這樣的機緣，從神去村居民熱愛自然、敬畏天地、勤勞謙卑的生活態度中，建立新的自我價值。

神去村只是作者虛構的一個境界，但我相信我們心中其實都有自己的「神去村」，期望大家隨勇氣遊走於神去村的山林之間時，也如勇氣一樣，不拘泥於既有的思想，有勇氣尋找自己的國度。

年輕的你，本應享受著青蔥歲月、憧憬著錦繡前程的你，在這將近一年的新冠病毒抗疫長久戰中，一切還好嗎？確疹、隔離、停課、網課、口罩令、限聚令、禁飛令……，生命的無常與生活的束縛是否已令你感到鬱悶喪志？

那麼，請看看這位年齡與你相若，荷蘭籍猶太少年安妮．佛蘭克（Anne Frank）的故事，能否給予你些許慰藉。七十八年前的1942年，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入侵荷蘭阿姆斯特丹之後，德國納粹黨元首希特勒頒布了反猶太法令，致使安妮一家等猶太人過著嚴格規限自由的苦日子：猶太人必須在衣服繡上黃星標誌；被禁止乘車；只限在特定時間內購買日用品；只能光顧猶太人營運的理髮店與美容店；被禁止到電影院、游泳池等娛樂運動場所……更甚者，猶太人或被抓去當人質，或被一火車一火車的強制遷移至集中營，過著毫無尊嚴的艱苦日子。如果你熟知這段世界血淚歷史的話，也知道他們最終的結局，不是被勞役飢餓疫病致死，就是被屠殺於毒氣室之中。

就在安妮踏進十三歲的人生後不久，一天，聰穎優秀的十六歲姐姐接到了被驅逐至德國集中營的徵召令，為免一家人落入納粹德國的魔爪，安妮的父親隨即帶著一家四口躲進謀劃已久的藏身處——父親的香料公司閣樓裡一間五臟俱全的密室。自此，一家人過著與世隔絕、長達兩年的匿藏生活，各項生活物資只能靠數位無私付出的協助者接應。在密室生活的日子裡，寫日記成了安妮的心靈慰藉，《安妮日記》一書就記載了她自1942至1944年間的日記內容。

且別以為日記盡是納粹德國殘暴不仁惡行的見證，或是瀰漫著一片提心吊膽、愁雲慘霧的氛圍。相反，即使從協助者口中傳來猶太人遇難的壞消息，或從偷聽英國廣播時接收到盟軍出師不利的戰況，又或親耳聽聞近在咫尺的隆隆槍砲聲，在密室裡生活的人都盡量保持愉快的心情。正如安妮在日記中寫到：「等到這些消息的印象淡了之後，我們大概又會像以前那樣說說笑笑吧，如果我們繼續像現在這樣沮喪，對我們和外面的人都沒有好處，把密室變成『憂室』又有什麼用呢？」(P. 071)所以，安妮「把密室的情形寫得很好笑，日記大多生動活潑」（P.236）。

安妮在日記中生動活潑地記下了密室生活中平凡而「安靜」的日子和感受——

她談家庭：認為自己常被視為家裡的搗蛋鬼，姐姐卻是才氣乖巧的品德模範生，看見「不像母親的媽媽」和「尚能給予她一絲家庭溫暖」的爸爸偏袒姐姐時，心裡就有一陣刺痛。

她談室友：密室中住著另外一家三口和一名牙醫男士，他們三組八人共建了一個密室大家庭，嚴格遵守著「密室規範手則」——隨時輕聲細語；在指定時間用膳、活動、洗澡等；不准扔垃圾，每兩天燒掉；禁閱德文書籍（除經典著作）……他們會為誰收藏了鍋碗瓢盆而吵架鬥嘴，為鄰家孩子偏食沒規矩而插手管教，又會為了漸見匱乏的糧食變得越來越自私。但是，他們會一起自製家具果醬削馬鈴薯皮，以有限的資源彼此慶祝生日節日，互相教授法語英語荷蘭語。當密室外出現異常動靜或小偷時，他們必然一起同仇敵愾，撐過每一個屏息以待、膽戰心驚的時刻。

當然，安妮絕大多數談的是自己：她分享了對成年人的看法、別人對自己的偏見、自己的孤獨、敏感、抑鬱……她記錄了在密室裡的個人閱讀、學習和寫作清單；在青春期中身體、心理和思想上的變化；與鄰家男孩萌生出的愛情故事；如何實踐未來成為記者和作家的夢想；想像終有一天離開密室的情景……

安妮的日記在1944年8月1日這一天戛然而止，因為密室中人不幸於8月4日被秘密警察逮捕，最後被關進集中營中，他們的最終結局也可想而知了！可幸的是，當中仍有一位生還者——安妮的父親，安妮口中最能明白自己的父親，他以堅毅的意志待至集中營被解放，後來在協助者的保存下，他獲得了女兒珍貴的日記手稿，就決心幫助女兒達成成為作家的心願，讓女兒「在死後還能繼續活著」。最後，日記於1947年6月首次出版成書，名字為《密室》，那是安妮曾在日記中提及過的書名。

安妮父親在過世前，一直致力透過書本與全世界的讀者分享女兒日記中的啟示。今天，仍然年輕、仍然活著的你，即使疫情和生活的陰霾仍未褪去，我相信，如果你能細讀此書，必定能從中得著生活的力量。最後，我以書中一段印象深刻的語錄與你共勉：

即使在不幸時，美依然存在，如果認真尋找，你會發現越來越多的快樂，因而恢復內心的平衡。快樂的人會使別人快樂，具有勇氣與信念的人，絕不會在苦難中死去。」(頁202)

年初，一齣〈愛的迫降〉掀起了追劇熱潮，南北韓跨國界的愛情故事，看得讓人陶醉。然而，要跨越這劃分了七十二年的國界，真的會是一場降落傘意外和爬越地道那麼簡單嗎？

這齣電視劇讓我重拾數年前讀過的《我想活得像個人》。這部著作是由一位南韓記者花了五年時間追訪脫北者、協助脫北者的牧師和掮客（收取佣金的中間商人）所寫成的。

他記錄了脫北者偷渡的過程是何其艱苦、辛酸！脫北者要花上畢生的積蓄僱請掮客帶他們先逃到中國，然後要跨越竂國的邊境，再逃到泰國。整個偷渡的過程，動輒要花上數星期，甚或是數月的時間。其間，他們要改名換姓、躲在牧師偷偷開辦的庇護所，過著不見天日、偷偷摸摸、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。而作者跟隨他們從中國跨越竂國的邊境時，要穿過滿佈泥濘荊棘的叢林，要乘搭因破爛而隨時沉沒的快艇，要拼命地跑以逃脫追捕……真是幕幕動魄驚心，看得人惴惴不安！除此之外，作者亦記錄了脫北者與親人分離、排除萬難只為通一通電話的情況，他們掙扎於逃脫與至親分離間，那種矛盾、痛心與悲苦，真教人心酸難過。

脫北，並非電視劇所描繪的浪漫，而是悲痛萬分！脫北者咬緊牙關、排除萬難逃離出生地，無非只是希望在一個自由的國度裡「活得像個人」！

「一九九七年早春，阿瑗去世。一九九八年歲末，鍾書去世。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。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。『世間好物不堅牢，彩雲易散琉璃脆』。現在，只剩下了我一人。」

猶記得我在圖書館，在書架上拿起《我們仨》，就被封面上這段文字深深打動。借回家細閱後，實在很喜歡這作品，後來更到書局自購一本珍藏。《我們仨》的文字雖簡單卻動人，感情真摯自然，我非常推薦同學閱讀。

《我們仨》是楊絳先生二零零三年的作品，當時她已經九十多歲。她的女兒錢瑗和丈夫錢鍾書分別在一九九七及一九九八年相繼去世，因此她寫了此書回憶他們三人一起渡過的歲月。書本分為「我們倆老了」、「我們仨失散了」和「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」三章。首兩章作者寫自己的「萬里長夢」，夢中三人相聚又相失，帶出她和家人分離的傷痛和自己面對一切的無助及孤獨。第三章是作者的現實回憶錄。作者與丈夫多年無論順逆都互相扶持、不離不棄，雖然他們的人生顛沛流離，但苦中相伴便是幸福。書中記述錢鍾書曾說：「從今以後，咱們只有死別，沒有生離。」他二人間深刻的愛，令人動容。此外，作者用了不少筆墨來寫她與女兒間的相處點滴，刻畫了錢瑗的才華、品德和為人，帶出她對女兒的鍾愛，表達她對昔日日子的懷念及失去這個好女兒是何等的悲痛。

從《我們仨》的「萬里長夢」中，我們不但可以認識楊絳一家的故事，也能認識當時的社會環境。誠意推薦此書給各位同學，希望大家也能細味書中的情感。

作者張婉雯喜歡寫作，關心動物。曾獲第二十五屆聯合文學新人小說獎（中篇）與第三十六屆中國時報文學評審獎（短篇小說）。小說由三個中篇故事組成：〈潤叔的新年〉、〈福福的故事〉與〈那些貓們〉，展現的「是斑駁的庶民風情，也是寂寞溫暖的人生」。

以寫實風格著稱的張婉雯，擅長描寫城巿中的小人物。「我選擇的題材離不開生活本身，寫作動機都是來自那些真正觸動到我的人事物，它們慢慢在腦海醞釀，直到時機成熟了才寫成小說。」張婉雯於一次此書發佈會的訪問中如是憶述書中三篇小說的主題：側寫仵工中年生活的〈潤叔的新年〉叩問生命與死亡；〈福福的故事〉著墨女性及動物；〈那些貓們〉則帶有半自傳色彩，寫成長、寫情誼，與前作《微塵記》形成「前傳後記」的微妙關係。

〈潤叔的新年〉以仵工潤叔於靈堂工作的身分，他與不同人物例如妻子、母親、護理員、同事等的交流，談論生死的無常，讀來或許有點沉重。〈福福的故事〉寫擔任社工的陳絹如何竭力幫助受家暴蹂躪的婦女。陳絹小時飼養的福福，張婉雯於訪問中披露改寫自友人的真實經歷，「友人小時候有隻狗叫福福，後來因為搬屋關係，她媽媽把福福送到漁護處『啪』（打針處死）了，母女為此吵過很多次架。」張表示，這篇小說同時意圖處理母女之間的疙瘩與糾葛。

〈那些貓們〉由好友利貝嘉的死，追述由讀書時代到成為大人的事，字裏行間隱透對成長的省思：
「一直到利貝嘉離開人世後，我才想起：我跟利貝嘉在喪禮上碰頭的次數未免太多了吧？只有已逝的人和事才能把我們拉在一起嗎？我和利貝嘉的友情也許一直停留在過去的日子裡；在那裡，我們是多麼的相似，無論發生甚麼事，都會互相接納和原諒。然而現實是我們都長大了，各自有自己的路；如果我夠成熟，其實不必勉強自己完全明白利貝嘉的所為，也可全然擁抱她的。可惜我做不到。我竟以為必須一如過往對她仰慕，方可接納她那些我不明所以的行為和生活方式。很久很久以後，我又想起：子超曾經用『天真』來形容利貝嘉；身為她的好朋友，我又何嘗不天真？尤其是，子超說這話的時候，正值我和利貝嘉最單純的年華。或許我一直都搞錯了：我以為利貝嘉沒有成長，我有。其實正好相反。」

三篇小說雖然並非以動物為故事的主角，但我們不難於故事中發現牠們的身影：潤叔受朋友所託餵飼後巷的流浪貓、陳絹小時的玩伴福福、利貝嘉隱居鄉郊以餵貓為樂。透過小說，讓我們於牠們的陪伴下，感受城巿中不同小人物的生活面貎，瀏覽另一道的人生風景。